這場對談的起點，是陳健民、李律仁相識於母校耶魯大學。陳健民有說過，耶魯大學着重學生為公共服務，希望畢業生能多貢獻社會，最後回饋國家，這令不少舊生也走上政途當議員或法官，報讀耶魯坦言當年也是因為自己崇尚這種精神。回港後，陳健民搞民主發展網絡，當了大學學者，李律仁也搞了一個論壇組織，當上大律師，還是薯片叔叔共創會的共同創辦人。
這場對論，是「中產律師」與「佔中發起人」的辯論，但實情其實只是朋友的一場敍舊。我把對話改一下放上來。
陳健民：溫和民主派願跟你談判是因為中央答應了特首普選會在2017年實行。結果，大家在2010年批評民主黨支持政改，問，為何不即時普選？
因為民主黨、以及我，相信中央承諾的2017年普選時間表，才承受激進派的壓力，與中央談判。但最終2017年原來只是普選起點，不是目標的實行日子，並說方案日後可以慢慢改，全沒信任可言。
李律仁：我明白，歷史上已經等了普選很久，由我自認由𡃁仔到現在，若要去到2017年，要我說「我希望有生之年看見普選」，我也會有感蹉跎。但時機無可否認地在近這幾年去爭取是不好。因為中國開放改革時，覺得有兩個「十年窗口」。
首十年是蜜月期，下一個十年是中國在與世界有經濟上的互動。中國沒想過，她有第三個「十年窗口」，就是美國搞垮了自己的金融，政治問題亦產生，令美國失色很多，同時令到中國擁有更高的世界地位，英國也有靠中國，令北京信心大了，發展自己的能力。
我們今日討價還價如此弱是美國做出來。我認為，想要甚麼我們不是只看自己，還要想對方的出發點。我明白我們要甚麼，我也很想要，但是中國有很多猶豫，中國也很強，於是令我思考，與中央「碰」是否對呢？
陳健民：但對的時機是永遠都沒有一個的。北京對話我用了十年時間，你問「點解唔代入佢個位置去諗？」我會答：泛民中視我為最溫和，十年來，我由中國還未強大，美國經濟還未垮下，北京都叫你不要現在爭取。中央讓香港2020年可以全面普選，因為預計那時中國會進入小康，能夠承受更多社會政治問題，而非在中國經濟剛發展時爭取，因為她會請你不要為國家添煩添亂，從全國佈局着想。但現在中國變得財大氣粗，「我使乜怕你香港，香港只係一個城市，係一個強國心態」。
李律仁：我的憂慮是從香港人的角度。我擔心是，當我們去爭取一件事，而對方因為她很強而認為對方沒甚麼代價。我會問，第一，能爭取到嗎？第二，爭取不到的代價是甚麼？我談的是，我們的代價。我出發點是很實在，我們要做一個判斷，現在用「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存」去「撼」一樣東西的時候，有些人接受，有些人不。我說不到，何時才是最好的時候，但我學懂一樣東西：「遲咗都會到」。我不是那一種覺得「幾年後唔可以爭取」那類人，所以我有憂慮。
記：那其實你也是想有普選，只是手段上未必認同或認為時機不成熟，難道大家坐下來甚麼也不做？
李律仁：我唔同意「成熟」這個字，我是大律師，用字會很小心。對你來說，成熟可能是發展到某時就會有，但我不是這樣看。時機不是成熟與否，就算今日是時機，即使你不選擇，時機也會來到。歷史說給我們知道，同一個運動可能做十次才成功，有些可能做一次就會成功。世界是輪流轉，沒有一個經濟每年也可以7%增長，是不可能維持20年的。
記：那麼，是否到了中國經濟差的時候，才去爭取真普選？
李律仁：每個國家都會有她學習的速度，歷史讓我們知道，至今只有民主體制可以持續，每個政治體制，都會跌跌碰碰向這個方向（民主體制）發展。我要問的，不是哪個方向，而是時序和代價的問題。經濟學有一個概念，做事要有次序，如何令到一件事不停進步呢？而不是一次過達到Equilibrium（平衡）。經濟學家研究是，社會不會容許這樣做，因社會要承擔的代價很大。
陳健民：但我已不是一次過（爭取真普選），而是不斷累積。為何我這位最溫和的民主派人士會佔中呢？其實是經過長時間累積，不是一步到位。前幾年也許不是時機，因我們尊重一個協議，因有2017年時間表。但如果到了今天，又要我接受一個將來改善的普選方案，我認為是「冇得做」，是不可能。
現實是，2010年政改之後，我已見到溫和民主派，若認為你給的2017年普選是假的，中央沒信守承諾，溫和民主派是會否決方案。即使我來跟中央談判，我都會被人攻擊。這十年，我是這樣走過來的，並不是突然變成這樣。普選的問題要一次過解決，因為已累積了很久。
李律仁：我認同你的判斷，這次可能是溫和派最後一次機會，或者找到一個大家均可接受中間方案的最後一次機會。我現在要預留一些時間去保（釋）你。
陳健民：李律仁曾說，他會在法律範圍內幫助我，若我需要請人打官司時，他會幫手。但我向他說，我上到庭是不會抗辯，好可惜，用不到你的服務。我是不求情，只會make一個political statement（宣讀政治聲明），但李律仁是一個很好、重友情的人。
記：聽你（李律仁）這麼說，你是否接受「食住先」（接受非終極普選方案）？
李律仁：係。我認為這是人性……我不是相信中央，我是相信件事會完善，因為（民主普選）是不可抗逆，我相信今次「袋住先」，五年之後若沒有進展，十年之後我便會是KM（陳健民），或者我會有年輕的朋友是KM。
陳健民：最有可能接受溫和方案是民主黨，民主黨經歷四年前那一役，若中央今次不給予有真正競爭的選舉，民主黨是不會接受，接受方案，就會亡黨，他們也是這樣說。如果突然間要他們返回起點，民主黨寧願否決方案。如果今次是有篩選的方案，是死定的，中央以為可以用這些「袋住先」方案，但現實問題是，你拿不到立法會三分二議員支持。
記：甚麼方案才會令你「袋住先」，標準在哪？
李律仁：大律師公會提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則。政治上最終的標準，可能是大律師公會提出那個「多元性」，由頭到尾，大家也是在想（如何做到多元）一絲曙光會在哪？有沒有人想到一個方法，令到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有機會（入閘）。方案做到無人有保證、或者不是所有人也有保證，但是人人也有機會，或者個入閘機會要很努力才得到。
陳健民：我們經常強調也是大律師公會那句話，也是經常談的最重要國際標準，就是容許選民有真正選擇、不可以有不合理限制，令不同宗教、性別、政治信仰都可以參選。中央給十個梁振英讓選民選擇，是沒有用的。候選人一定要多樣性，例如，兩輪投票中，第一輪是讓一眾候選人宣傳各自的政綱，再進入第二輪投票。
記：如何看這麼多人參加民間電子投票？
陳健民：有很多人說今次投票是因為黑白（黑客、白皮書）雙煞，但是有否留意到，我們增了一條題目（立法會應否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）下去。因為自5月6日後，佔中被批評偏了一邊，我們盡量拉回來。其實那段時間，我們佔中經歷很深，戴耀廷半夜會哭，我們兩人不斷與不同團體談論，看看如何解決。
直至陳方安生、陳日君也出來叫人投票，叫人不投白票，年輕人也不反對我們加設這問題，最後大家都不想佔中運動散。
記：（李律仁）你有投票嗎？有沒有猶豫的時刻？
李律仁：有猶豫，但我最後有去投票。猶豫是因為擔心這一票會如何被演繹，但幸好這一次沒有被演繹為支持佔中。白皮書和黑客，是把我的猶豫放在一邊的原因。
陳健民：中央在此時發出白皮書，是甚麼態度呢？中央明知白皮書會激起民憤，但就是「我就係唔怕你」的態度。過去十年，我已聽了白皮書的內容很多次，只是未說過「全面管治權」